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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历史反思民族的自尊与自强

[日期：2006-10-19]

来源：网络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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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2岁被立为太子，4岁登上皇位，24岁亲政，33岁因病死于南征途中。寥寥十来年执政期间，以其改天换地般的大手笔，在自已身上罩上了一层又一层云雾，使后人颇费思量。

　　比如说他对自己所属的鲜卑拓跋氏族的彻底“背叛”。那是一个在马背上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民族。数百年来，多少代人，在茫茫的塞上草原和大森林中，金戈铁马，西征北讨，拓展开一寸寸国土，降灭一个个部落，终于建立起北魏王朝，一统北土，南人只敢望江而勒马，何等地可以骄傲？孝文帝却弃之如敝帚，对它进行了一番里里外外的全方位改造。

　　首先是禁止使用本族语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母语，鲜卑人也不例外。从生活在大兴安岭的“祖宗之庙”时候开始，他们就拥有这种语言了。进据中原后，自然还在使用。军中号令，也都用鲜卑语，并不觉得有何不便。那些依附北魏的汉人，为了站稳脚跟和更好地发展，也都在拼命地学习鲜卑语。这是政治和军事优势在语言上的反映。然而孝文帝却说：“我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汉语）。”他要把它翻个身，还订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和严厉的措施：“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默官。”（《北史．魏咸阳王傅传》）并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记》）他这是怎么啦？为何要一举抹掉自己民族的母语？

　　不仅如此，祖祖辈辈穿惯的服装也不许再穿了。孝文帝对此是异乎寻常的热心。鲜卑人“编发左祍”，最正规的服式叫“裤摺”，可作朝贺大会的礼服。但他看不顺眼，迁都洛阳之前就决意要改掉，因而私下给汉籍朝臣李冲、冯诞、蒋少华等人布置任务，要他们参考汉服，重新设计鲜卑服装。因来不及改服，他不惜暂停太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的小岁贺和十六年正月初一的元旦朝贺。这样经过整整六年的不断研究，到了洛阳后，方制定官吏的冠服。对妇女服装也要作新的规定，为此还特地把对女服挺有研究的南女萧氏请进内宫，以方便有关人员随时讨教。

　《魏书．任城王传》记录的一件事是挺可说说的。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从前方回到洛阳，瞧见街上行走的妇女仍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颇为不悦，当即召来主管人员批评了一顿。不许再说鲜卑话，不许再穿鲜卑衣，仍不满足，竟还要改掉鲜卑姓。鲜卑族姓为多缀语复姓，孝文帝下诏一律改为汉字单姓。他以身作则，改拓跋国姓为元。以下皇族九姓及各部落姓氏，统统要求改掉。于是改达美氏为奠姓，丘穆陵氏为穆姓，步六孤氏为陆姓，等等。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最神圣的祭祖仪式和内容，他居然也要动手加以改革。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所崇拜的天、神，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所崇拜的天、神，当然是有区别的，因而祭祖的仪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民族特质的差异性在含有宗教意味的祭祖上的体现。有差异，无高下之别，一样的神圣。但孝文帝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是有高下的。比如祭天，北魏王朝原有的“祭天于西郊”的仪式非常庄严和隆重，简直可说是尽善尽美了。在城西的祖天坛上，排列开四十九个木人，皆头包白惯，着绢裙。坛前盛陈祭品，坛下奏着乐曲（《南齐书．魏虏传》）。具体的操作法在《魏书．礼志》有着记载：那天，一般都是四月初四，帝起大驾，百官和各部落头人全体出动。致祭时，选皇室童子七人，“以酒洒天神主”。接着，皇帝拜，皇后拜，内臣百官尽拜。一年一
次，多少年延续下来了，早已构成了鲜卑拓跋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孝文帝一道圣旨，就把它给废了，时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不是不祭天了，而是换了一重天。他改用汉族帝王祭祖天地的仪式，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崇拜的天、神而不顾。却祭起汉人的什么吴天大帝和五方上帝来（同上）。

　　凡此种种，“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也为后来的中外人士所不解。许多历史学家深入体察孝文帝的心路历程，都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他是由彻底汉化的远大目标所驱动。自定都洛邑、入主中原后，他的心里日益滋长着一种以中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的觉悟。他竭力要忘记自己的胡夷身份，也要让所有的鲜卑拓跋人改掉塞上马背分子的习气，从而将整个民族纳入大中华的行列。

　　如果把孝文帝此举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大多会对此持赞赏和肯定的态度。从宣帝拓跋推寅到孝文帝，百余年中，他们将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不可测的命运，放在马背上，一步步南下。每推进一步，马背上的载荷就少了一点，脚下土地上的东西则多了一些。这些年里的南下历程，不但书写着这个民族的日益壮大，也标志着他们从游牧向农耕的逐步封建化的发展。这是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而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则是这种进步的加速而已。

　　但我的眼前却总是飘荡着某种挥拂不去的疑雾。我试着改换视角，站在鲜卑拓跋氏族本身这一边加以考察，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孝文帝有必要走得那么远，汉化得那么彻底吗？
　　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强盛，自有它特殊的长处可倚。鲜卑拓跋氏族的骄人之处就在于马背上。从马背到地面，虽说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进步，但其中应该有一个渐化的过程。就如同认识，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还有一个知性，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原始到奴隶制，用了多少年？再到封建制，又是多少年？孝文帝却要将族人从马背上一把扯下来，直接按到地面上。为了紧扣发展时势的脉搏，不惜彻底打破本民族的固有面貌。
　　这种急性子做法，不但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得几近叛乱的反对，也受到了许多稳健派人士的批评和抵制。他被抨击为“遗疏祖族”，自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实际上，彻底汉化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我们更应看重实效。那么结果如何呢？孝文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时间，强大的北魏王朝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风雨之中，宗室受屠杀，王国遭解体，大批族人沦为他人之奴。其原因虽有多种，但与孝文帝彻底汉化震荡了氏族的机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力量，难道没有关系吗？

　　所以我总是还要联想到满族入主中国，它也汉化，也大量借重汉人，也主要地使用汉文，但它并不掘弃满文，并不放弃旗袍，它让所有汉族的男子留起了辫子，让角角落落响起“喳喳”的应答声。对此我不想作政治和道德意义上的评价。我只想到了—民族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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