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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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 产 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 产 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蛰伏：蒋介石1911至19251919年，当毛 泽 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
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愿，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1919年的这一次仅仅是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显然有成效，于是，在过了而立年之后，蒋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动。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观察到这一点，他发现：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他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他革命，但对传统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又有一种顽固的保守……这一切，或许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许正是这样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进进退退看起来像是有预谋的蛰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动。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20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过一次”；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读曾国藩、读胡林翼，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时，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后，蒋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没有从本质上去剖析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