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无产阶级教育家，正式的社会职业主要在教育界。他一生中较长时期从事教育工作，总结了大量经验，对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革新主张和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1909年由日本留学归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与生理学教员。辛亥革命后，任山阴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任教育部部员，后任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自1920年起至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等八所大中学校兼课，任文艺论、小说史等课程的兼职讲师、教授、教员。他还曾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去世前的9年，虽未在学校任教，仍多次到学校演讲，发表有关教育的文章，积极参加教育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反对教育界旧势力的斗争，引导与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始终不渝地教育青年。他的业绩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鲁迅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社会环境、改革教育与改革社会的关系。鲁迅认为，教育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若政治昏暗，学生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要堕落。大沟污浊，小沟也必污浊，政界不干净，教界也不可能干净，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他认为，要把教育办好，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他把旧社会比喻成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外，再没有别的路。同时，鲁迅也强调教育对于改造社会，促进民富国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一批能明认事实，又有工人的手的人，来负担民族生存的责任。他们应该有科学的头脑，能够尊重事实、切实观察，和切实的做。这就必须对于国民切实的训练和教育，以改革的教育影响、推动社会的改革。
鲁迅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作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旧中国教育的根本特点是奴化教育。统治阶级推行奴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其培养“鹰犬”或“奴才”，把人训练成“打仗的机器”和“愚忠的奴隶”，以适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奴役人民的需要。他特别指出，旧势力对妇女实施的“寡妇主义”教育，是要她们守孝守节，未字先寡，充当旧制度的殉葬品。鲁迅认为，旧教育的核心是，鼓吹尊孔读经，灌输旧思想旧礼教。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指出，孔孟之道仅有利于中国反动派对人民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孟之道就是吃人之道和愚民之道。反动派鼓吹尊孔读经，一是教育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学会做官，“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敷衍、自私、偷生、献媚、弄权，把孔子当作夺取权势的敲门砖；二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用孔孟之道毒化、麻痹人民，诱骗人民自觉自愿地做奴隶。鲁迅批判旧学校中，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离，将其谴责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将自己变成书橱，思想僵化，未老先衰；指出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晓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大事是看不分明，想不清楚的。鲁迅还对当时引诱青年脱离社会阶级斗争的实际，钻到古书堆里读死书的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为了向旧势力作斗争，彻底改造旧社会，鲁迅十分重视“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他认为革命人应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反对中庸之道；具有牺牲精神，将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怕批判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永远生活在工农群众之中。鲁迅认为只有用新时代新潮流的精神去教育青年，使他们在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中与工农结合，才能培养出新的革命战士。
鲁迅十分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他希望青年要“熬苦求学”，不空谈救国，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要不断的努力，“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他指出，青年要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读点历史；要学习自然科学，“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要学习外国语。他把外国语看作工具和武器，是学习和宣传外国革命理论和进步文化必不可少的。鲁迅主张要学习和掌握更加广泛、全面的知识，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即使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书，也要泛览。学理科的要看文学书；学文科的要看自然科学的书，这样才能对人和世界有更深的了解。鲁迅还主张读点反面教材，只有更好地了解敌人，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提倡学生要自己去读书，去思索、去观察，去消化，象蜜蜂酿蜜一样，采许多花，通过自己的消化，酿出蜜来。他还告诫青年，读书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鲁迅重视儿童的教育问题。他着力批判旧教育对儿童的摧残，使“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为下一代发出的呼声。鲁迅批评旧中国的父母不注意孩子的教育，“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他希望父母不要再用自己所受到的旧思想去影响下一代。鲁迅指出，旧教育把儿童管教得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不成为奴才，就成为蠢才，任孩子跋扈，或终日给予冷遇、呵斥、打扑，都是错误的教育方法。要理解儿童天真、好动、好学的特点；要解放儿童，培养他们自主的能力。教育者要当儿童的指导者和协商者，不要当命令者。鲁迅还呼吁文学工作者关心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或翻译适合他们特点的优秀读物。
关于工农教育问题，鲁迅也有不少论述。他指出，文化是工农大众创造的，但是，“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死亡。”他揭露反动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是要使老百姓成为其驯服的臣民。“知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知识非铲除不可。”鲁迅认为要根本改变工农教育的状况，只有社会革命；同时，尽可能提高工农的知识水平，又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鲁迅著作中，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文章、书信有70多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看图识字》等，都是讲教育问题的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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